唐茶的兴起
唐代,受南方饮茶风习的不断影响,茶在北方迅速传播开来。佛教禅宗的兴盛与影响是饮茶之风由南方迅速扩展到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反映得十分充分:“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人皆许饮茶,到处煮饮,以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
唐代茶事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朝廷贡茶的出现。唐代贡茶分为两类:一是专设官焙制造,唐代官焙有湖州紫笋茶、宜兴阳羡茶。卢仝有“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诗句。另一是土贡,规定凡是有名的茶叶产区,几无例外地都要以茶进贡。
唐人茶事
唐代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之分,团饼茶是当时的主流茶品。团饼茶的加工通过“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基本工序。唐代以团饼茶煮饮为主要饮茶方式,唐代画家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为我们留下了唐人煮茶场景。
陆羽与《茶经》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把茶文化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
陆羽(733-804),字鸿渐、唐复州竞陵(今湖北天门)人。他踏遍江南茶区,考察茶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茶经》。
《茶经》是一部全面论述茶文化的专著，对茶的起源、历史、生产、加工、烹煮、品饮,以及诸多人文与自然史实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总结,使品茶成为一门艺术，使茶文化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唐代宫廷茶事
唐朝宫廷集中了大量的名茶美器。宫廷贡茶先荐宗庙,次则宫中自用,余再分赐近臣以及番邦使节等。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套银质鎏金茶具,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宫廷饮茶的豪华。
赐茶是宫廷茶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以赐茶来加强与大臣之间的关系。刘禹锡(772—842)在《代武中丞谢新茶》中表达了自己得到赐茶后的喜悦心情:“臣某言:中使窦国安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降人,光临私室……”。
卢仝与茶
卢仝(约795-835),号玉川子,河南济源人。年轻时隐居少室山。家贫但酷爱读书,满腹经纶,朝廷曾两度要起用他为谏议大夫,均不仕。卢仝爱茶,曾吟有脍炙人口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称“七碗茶诗”。
唐代茶的对外传播
唐代,中国茶主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唐太宗后期，新罗使节金大廉把茶籽带回朝鲜半岛,种在智异山下的双溪寺，朝鲜从此开始了种植茶叶的历史。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日本最澄禅师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习佛经，拜道邃禅师为师,翌年归国时，从天台山、四明山带去了不少茶籽,试种于日本滋贺县。
与最澄同年入唐的空海禅师，留学于长安,于唐元和元年（806)归国。他不仅带回茶籽,还带回了制茶的石臼和中国茶的蒸、捣、焙等制茶技术。这是中国的种茶、制茶、饮茶方法和习俗在日本的最早传播。
唐贞观十五年(641),茶叶作为文成公主的陪嫁品被带到了西藏。
茶叶作为大宗商品销往中国边疆,也始于唐朝。《新唐书·陆羽传》记载:“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中国历史上历唐、宋、明、清一千多年的“茶马交易”的开始,茶以商品贸易的形式传入西北、西南。
茶马古道是指唐代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茶马交易为主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开以茶易马之先河。由于西藏处于高海拔地区,常年以酥油、牛羊肉为主食,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不可一日无茶”。由于藏区不产茶,而内地有大量的茶叶但缺马,于是产生了互惠互利的茶马交易。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和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版纳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